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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后现代主义的再认识:概念,理论,文化艺术》一文有感
2010-10-04 13:47:02 来源: 作者: 【 】 浏览:1145次 评论:0

近读发表于本刊今年第二期“艺文论坛”的《后现代主义的再认识:概念,理论,文化艺术》(以下简称《再认识》)一文,颇有一些感想,特提出与文章作者们商榷,并希望能引起进一步的讨论。 
  这篇文章虽以对“后现代主义的再认识”为中心论题,但它实际上涉及对欧洲近现代文明史、思想史、哲学史、艺术史、社会史等诸多方面的理解和解释。特别是对“现代主义”、“现代性”的理解和解释。 
  欧洲的文明史在经历了以神权为中心的漫长黑暗的中世纪之后。迎来了以人本主义为中心的文艺复兴时期。在其后三四百年期间,欧洲各国仍处于封建社会阶段。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卢梭以及以狄德罗为代表的“百科全书派”为该世纪末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准备了思想基础,然而就当时法国社会经济结构而言“第四等级”即市民阶层的资本主义经济成分仍处于弱势地位。只是从19世纪三十年代英国工业革命开始,欧洲资本主义经济才有了大的发展,因此,持唯物史论的大多数历史学家都以19世纪三十年代作为欧洲近代史和现代史的分界线。 
  现代主义作为文化艺术现象。是欧洲从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经济时期亦即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才产生的。其思想来源十分复杂,海德格尔当然应该算一个,此外诸如弗洛伊德、柏格森、克罗齐、基尔凯郭尔等人的学说也起过较大的影响。在欧洲近现代的文艺史中,现代主义是继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之后的一种文艺现象或称艺术流派。它与政治、经济、哲学等诚然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它毕竟只是文化艺术现象,而不能将其无限扩大到其他各个领域。现代主义艺术家或称现代派以法国19世纪下半叶的作家波德莱尔的《恶之花》作为开山鼻祖,其后。英国的乔伊斯、法国的普鲁斯特等人相继推出了“意识流”小说,俄国的安德列夫、布洛克则推出了象征派戏剧。而在法国、德国、西班牙等国美术界,以立体主义、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达达主义、未来派、野兽派等等名目出现的现代派艺术更蔚然成风。并影响到电影界。以致有法国及其他国家“先锋派”的登场。现代主义艺术家最大的特点是以“反传统”自居,他们否定一切传统规范、规则。追求表现形式上的创新,以至无所不用其极。现代主义艺术的历史功过,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且不去说它。 
  我们想要讨论的是,《再认识》一文将“现代主义”、“现代性”等概念远溯到十六七世纪的法国哲学家笛卡儿(文中作迪卡尔),这确实令人吃惊。笛卡儿所处的时代距欧洲文艺复兴末期不久。应该属于欧洲近代史初期。其时人本主义或人文主义哲学思潮已十分活跃,像笛卡儿、康德等人的唯心主义哲学思想在一定时期内还占有主导地位。然而,不论笛卡儿也好,康德也好,都不可能有“现代主义”或“现代性”的思想及论述。主观唯心主义或客观唯心主义的哲学思想对后世的某些艺术家可能有过这样或那样的影响,但以之作为现代主义、现代性的“起源”,则未免有失偏颇。
  至于对“现代性”的具体解释,则更使我感到不解。《再认识》一文将现代性定义为“自由、民主和个人主义”,并声称,在这面“现代性的大旗”下。可以把“法国革命、美国的独立宣言、1917年的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和1911年、1949年的中国的两次大革命”全都“概括”进去。这里产生了两个问题。其一是18世纪的美国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和20世纪的俄国十月革命、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性质完全不同的政治革命:其二,对前者即美、法两国的革命而言,用“自由、民主和个人主义”的口号来概括尚可说得过去。但用来概括俄、中两国的革命却未必合适。尤其是“个人主义”怎能成为他们实现革命的目标呢? 

关于后现代主义的起源问题,《再认识》一文将其归纳为“受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影响”而在1968年发生的巴黎大学生群起^造**,以改革教育制度为目标的运动,即法国人所称的“五月风暴”。其实,这场风暴产生的原因要比文章作者们所论述的要复杂深刻得多。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是有一些,然而事物发生变化的规律是外因要通过内因起作用,内因是决定性的。而这个内因就是60年代下半期。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矛盾有所激化,欧洲知识界由来已久的无政府主义思潮此时与“新马克思主义”思潮汇合成一股强大的潮流。即“新左派”思潮。其影响所及,不仅仅限于那些大学生,而且深入到思想界、文化界、艺术界甚至于普通劳动者阶层。紧接在法国“五月风暴”之后发生的意大利有上千万人参加的学生罢课、工人罢工以至发展到占领某些城市的“抗议”运动,即是突出的事例。在当时学术界出现的各种理论中,有一些如符号学、精神分析学等是属于学科建设性质,另有一些如“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新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新马克思主义”学说则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性质,其要害在于借马克思主义之名行反马克思主义之实。所有这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后现代主义理论和实践都有或大或小的影响,但毕竟不是后现代主义本身。所谓后现代主义,和现代主义一样,终究是一种文化艺术现象,而不应“包罗万象”。 
  《再认识》一文介绍了西方尤其是美国众多学者对后现代主义概念的种种说法,这使我们开阔了眼界。但文章作者也指出许多学者说了大半天,结果却“等于什么也没有说”。我以为,其原因在于这些学者把后现代的概念无限地加以扩大,不仅扩大到所有各个学术领域,而且还把政治经济工业、农业、社会生活等全都包括在内。后现代对上述诸多领域诚然有千头万绪的联系并产生重要的影响,但它作为文化艺术现象,并不等于这些领域本身。如我们就不能说“后现代政治”、“后现代经济”、“后现代哲学”等等。 
  “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总趋向,但也只是就经济而言。政治上如何“全球化”?(除非让美国一统天下)文化上又如何“全球化”?(除非让好莱坞电影取代所有民族文化)将“后现代”与“全球化”加以等同,更难以令人信服。 
  《再认识》一文的作者作为艺术史家,对一些后现代理论家倡导的“新批判理论”所采取的否定历史上一切艺术创作和理论的做法,持反对或至少是怀疑态度,我以为这是该文最有价值之处。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西方从古希腊罗马算起也已有两三千年的文明史。在波诡云谲的历史长河中,人类所创造的精神文明及文化艺术传统。是不容后现代“理论家”们任意抹杀的。在新的世纪即21世纪及其后许多世纪,人类仍将在继承各民族优秀文化艺术传统的基础上,以锐意创新的精神创造出更加灿烂辉煌的文化艺术珍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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